2016即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一年当三年”是大家在今天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建立的时间概念。一年足够令人创业失败三回，也够醍醐灌顶数次。我们邀请了一批各领域的达人，包括张春、霍炬、傅踢踢、王嫣芸、陆晓逊、邹思聪等，以自述的形式来回顾他们的2016年，那些不为人知的高高低低。这一期，主人公是邹思聪。

本文为三明治“我的2016”系列

第 07 篇口述故事

对邹思聪来说，时间在2016年走的格外快。

前半年他只做了一件事，专注到忘了时间的流逝。

后半年他去了很多地方，忙着做很多件事，被生活丰富密匝的可能性撞了个满怀，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全程。

用他的话说：“折腾着，这一年就过去了。”

过往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改变都压缩在这兵荒马乱的一年里，离开香港和传媒业，来到北京，辞了两次职，开了一家火锅店。

他始终相信，世上不存在一个普遍强加于所有人之上的 “人生意义”，包裹在众声喧哗和震耳欲聋的时代声音里，他仍旧保持着清醒与独立。

就像只有那些经得起严密论证和推敲的结论才能使他信服一样，他不相信依靠某种“时代格言”维系的生活，对错与否，试试便知。

不久前，邹思聪在微信公众号的简介栏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目前在正面还击，我不断缩窄的人生。”

过去的这一年于他而言，就是一次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论证，在不断地试错中，想明白了一些事，也坚定了一些事，排除了所有错误选项，余下的那个，就是他为以后的人生交出的答卷。

我们和邹思聪聊了聊他的2016年，还有这个留到最后的答案。

我一直觉得，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理性能决定的部分其实很有限，有些念头真的就是突然闪现了，就像《盗梦空间》里，人在不自觉间被植入一个想法一样，这和我之前怎么思考，没有多大的关系。

2015年底，我突然特别想辞职，做了三年记者、编辑，觉得挺累的，一种说不上是怎样的累，想去尝试做些别的事情。

过去这一年两个月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境外做媒体工作，每天都感觉自己活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里。

我不断地查资料，做采访，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为了港台的读者，也不是为了外国的读者，可现实就是，我所面对的中国大陆的受众，他们是看不到的。

每次我都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些文章转进来，从微信公号，到十五言，再到各种各样的超链接，但不论在任何平台上，这些文章都只具有短暂的生命力，始终处在极度不安全的状态，每一秒都有消失不见的可能。

时间久了，我开始怀疑我写这些东西的价值，而这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疑惑。我在端传媒做编辑的时候，有一个作者和我一样，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开始不明白自己写这些观察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我当时回答他：百年以后，尘归尘，土归土，这些文字会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的底稿，让后世史家翻阅如今的新闻材料时，不至于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辨伪淘沙，以清秽史。

可走到现在，这个理由越来越没法说服他，也没法说服我自己了。

我之前在《南方周末》实习过，当时很向往毕业后能去那里工作，2013年初《南方周末》发生了一个影响蛮大的事件，后来我跟那里的记者编辑还常有联系，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最后都选择了离开，我想如果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里，多半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在中国媒体工作，则只可做寓言家，在境外媒体工作，只能做自由人。如何在笨拙的寓言家和飘零的自由人之间选择，对我来说是一道无解的命题。

人的一生其实很难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一件事情上。有些需求和欲望可能跟那些宏大的愿景，那些要为某一段历史负责，探索真相的“使命感”不同，它们只关乎人性最细微的部分，我知道自己还有待挖掘的可能，我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做完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后，决定做点其他的事情。

我人生中的英雄时刻

2016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用快五个月的时间做了“CulturalRevolution五十年”的专题。这是我在媒体行业的毕业作品，完成之后我想，即便彻底离开，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一个人的一生幸运的话，或许能有少数能被称为“英雄时刻”的片段，它的到来不可预料，也不能被安排，不论在哪段生命，哪个年纪，但只要它发生过，就代表着一个人完成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塑造，此前和此后的人生际遇都会在它的衬托下变得微不足道。

2016年5月16日，CR五十年专题的制作与发布，就是我的“英雄时刻”。

坚持等到做完这个专题再离开，部分初衷源于个人情感，因为我的启蒙导师萧至刚，他在今年年末去世了。

萧爷爷是我外公的至交，1925年出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他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亲历了近代以来中国持续动荡的近一个世纪。在我少年时代，萧爷爷曾教授我文学和历史，我后来所有的困惑、好奇和擅长，皆来自于他。

为了自由、公义和尊严，萧爷爷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他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荒唐错乱。这些沉痛的记忆，这些对历史的诘问，需要被全面地认识。

我只能尽我所能探索出一个答案。

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报了选题，但当时新来的评论总监有他自己的诉求和想法，我也认为他不懂。我当时的时间被挤占得完全没有余力，于是不想再鸡同鸭讲，决定当时就辞职，用自己的积蓄来独立做这个专题。

总编张洁平对我说：“你别辞职，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在外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就退出评论组，专门来负责这个专题所有的东西。”

这件事情我会对她感激一世。从那以后，我开始全面负责专题大大小小的事项，从策划选题、联系港大合作、头脑风暴会议，到主体内容的采访、写作，最后到页面统筹，事无巨细。港大的老师和研究员、我们的同事，都为此付出巨大。

过程其实十分痛苦，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怀疑自己，担心自己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自责自己的能力不足。

因为决定做这个主题，就等于陷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那是一个过于庞大的世界，有无数的声音，无数的想法，无数的行动，怎么才能找到最重要的核心，对当下现实影响最深的东西，无疑是件艰难的事。

当时有很多的外媒也在做相同的主题，要怎样才能脱颖而出、不泯然于众人？此外，在这个学术界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才能有所成果的领域里，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是不可能做出超越学界学术成果的新东西的。

我想公共媒体的使命之一，就是把世界上对某一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加读者友好的方式，更加明白易懂的结论表达出来，通过多媒体互动等新鲜的形式，让沉重的话题以不那么沉重的方式传递给公众，进而提高公众的见解，让观念的水位得以上升，不至于在错误的信息中丧失判断力。

法国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之后，它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中去。” 

历史学家雷颐将这段话反过来，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那这些重要的历史，如果不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更加全面地呈现在公共媒体，往往就会被束之高阁，成为书斋中学者去讨论的小范围的命题，难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力。

我一直想做的，就是高级新闻产品。我理解的高级新闻产品的意思，就是能够迅速提高公众见解和判断力的新闻产品。

专题发表以后，我发给爸妈，他们立刻打印出来拿给故乡的萧爷爷，老人在病床上看完了我的报道，并且给我回复了长长的信。

我在年初意识到一种危机感，就在那个时刻，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不然的话会后悔一辈子。2016年12月初，萧爷爷去世了，这好像给我的这一年，甚至是以往的人生，最终画下了一个节点。

可能生活与火锅店

辞职之后，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去日本、欧洲旅行数月，还回家待了大半个月，是我这些年来回家待的最久的一次。

期间我一直在想，今后打算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去北京，我什么工作都没找，就直接去了北京，安顿下来才开始寻找。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隔岸观火，想要切身地感受一下这个聚集了中国这么多精彩与野心的地方，亲眼看看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旨趣。

北京的确超乎我的预料，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都可以从人们的聊天内容里听到“A轮”，“B轮”，“未来的风口”之类的词，这的确是一个官方鼓励的“大众创业，全民创新”的时代。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创业者和打工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向往和追求成功的时代精神，也看到了漫无边际的自信和延绵不绝的焦虑，这是在远处去抽象的理解所感受不到的，必须要在跟他们相处和交谈的过程，乃至于自己参与其中，才能切身体会。

这里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很多泡沫和疯狂，我相信大浪淘沙之后，也会有一些东西留下来。

来到北京，我想尝试做点之前没做过的事，所以选择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份我完全不擅长的工作，但我努力想把它做好，因此也经常加班。很遗憾，最终我发现，没办法从中获得幸福感。读书和写作这些能够让我迅速分泌血清素、多巴胺的事情，被一下子从生活中剥离干净，我感到非常痛苦。

我终于开始审视这句精英格言——“离开舒适区”。其实离开舒适区本身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它只意味着你会因此感到不舒服，并不必然地让你变得“更好”。

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了很多陌生的专有名词，也初窥门径一家风险资本，理解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同时也最终确认了一件事：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我又辞职了。

此前数年，我算是那种有意识的理财、从来对钱都看重的人，因为钱对于一个人的独立非常重要。九月份我把这些年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和三叔一起在北京合开了一家加盟的火锅店。

我三叔有开火锅店的经验，他擅长渠道和品控，因此菜品鲜美，我看重他长年的采购经验和资源，而我能够做广告营销宣传，比较懂互联网，能给他提供帮助。

我全程参与了火锅店的筹备工作，从选址到装修，还有开业后的宣传，也渐渐发现，一些细节体验对顾客的影响很重要。比较有意思的是，火锅店里应该放什么音乐？我跟店长说，不管怎样，千万不要放红歌。

我经常去店里“陪客”，觉得在店里做收银还挺有意思，闲时看众生相，很多桌客人，涮不同的菜，喝不同的酒，聊不同的天，觉得很有趣。

我来北京是为了探索生活的可能性，与其被动的焦虑，不如来一场正面还击。也正因此，我不会长久待在这里，如果我感到在这里的可能性所剩寥寥，我就会再次离开吧。

找回秩序感和意义感

我一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历史或时政类的文章，后来慢慢发现写这类文章远比不上写随笔受欢迎。况且，这类文章题材的尺度越来越不好把握，有时候花很长时间写作、排版、校对，文章说没就没了。这可能是一直困扰我的事情。

五月份做完CR专题后我无所事事，有段时间我突发奇想，便发起了一个叫“暗店街计划”的付费阅读活动，用邮件订阅的形式发送文章给读者。当时的想法是，假如有50个人愿意读，我就开始这个计划，因为是年费制，我当时不确定有多少人愿意订阅。

因为觉得不太可能有人愿意订阅，所以写文案的时候也没怎么用心，写完就发了，连支付方式都没留，什么时候开始也没说。没想到当天就有好几百个人发邮件过来了，往后几个月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断有邮件发过来。

后来我建了一个私人的微信号，把这些读者都聚集起来，发现有各行各业的人，央企员工、医生护士、公务员、大学老师、金融从业者、家庭主妇、公关、咖啡店老板、律师法务等等。还有几十个高中生，高中生我觉得太难得，就都给免费了。

我觉得很神奇，但觉得人多起来，我力有不逮，最后筛除了近200人，把数目限定在了400人。有的读者是后来才知道，但给我写了很长的邮件，让我觉得很诚恳，这类读者后来也加入了，所以现在有400多一些。到现在“暗店街计划”已经做了5期了，每一期的反馈都还不错，而每一次写作我自己也会收获很多新东西。

以前在端传媒做评论编辑，同时自己琢磨写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写评论文章的作者大致两类，一批是高校教授或海外学人，另外一批是已经在各种媒体集聚了名气的作家。

这两类人对彼此的态度，基本上是互相鄙夷的，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界认为媒体人的写作，这么多年过去了，表达的内容还和原来别无二致，有的人仅仅看到名字就能知道他要说什么。反之，媒体界则常诟病学术界喜欢卖弄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但是没人能读懂。

我一直希望好的写作成为沟通这二者的桥梁，把艰深晦涩的学术变得读者友好，同时大众传媒也不断改善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在写作娴熟的同时保持观念和解释力的进步。

这应该就是我在未来要努力达成的目标。需要克服的弱点是，我没有接受过学院正统严谨的学术训练，所以我对自己还有一个比较远景的目标，就是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内重新去接受严格的训练。

刚辞职的那段时间，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并不严谨。我尤其怀念大学和研究生的状态。大学时候，我每天6点20 起来背古诗词或者单词，7点20吃早饭，去图书馆读书，每天阅读九个小时，晚上去操场跑15圈，回来继续看书或写作，到12点睡觉，周而复始。现在的时间重新由我自己支配，我试图恢复这种生活。

所以，2016年上半年，做完专题之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于是就去折腾着做了些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又再确定这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为人生做了排除法。

到年末我似乎重新找回了人生的秩序感和意义感。

我觉得，个人的秩序感很好理解，就是自己为自己立法，确立自己的时刻表，以及必须做的事情。而意义感是私人的东西，上帝死了以后，人生的意义只能靠自己去定义，无须让他人的评价和时代的旨趣来规划，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些价值属于这个时代，但不属于我，那就不必跟它们纠缠不清。

火锅店开业时间不长，还没有收回成本，我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写作，主要写书评。这方面我比较擅长，可以凭借这个技能生存下去。之后还想尝试不同类型的写作，尽管水平很一般，但毕竟每个失业人士，都会以为自己是个作家吧。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于渊写信给我，其中有一段话，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说的，我觉得这段话可以用来概括过去一年我的决定。

“在别人早已到了结婚、有孩子和有重要身份并且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的年纪，我却还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一个在自己面前尚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迟迟不为自己作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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