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正深入至“金融供给侧改革”，这将为金融业带来诸多变化。一方面，金融供给侧改革将给金融机构带来机遇：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出现分化，重塑银行体系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非银金融机构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特色化专业化机构重要性提高;深耕机构业务的券商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压力需要转移，将会给不良资产处置、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带来机会。另一方面，金融供给侧改革也会带来挑战：前期补短板和降成本增大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部分银行将面临贷款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的考验。因而，为更能适应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金融监管要及时升级。

        西方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供给学派思想。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理”，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成为供给学派的思想起源。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失效后，以蒙代尔和拉弗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思想再度兴起。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强调要从实体经济需求侧的角度出发，完善金融供给，以真正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在具体做法上，从2016年到2017年，金融负债端在“做减法”，金融层面以去杠杆、防风险为主线，央行通过重启14天逆回购、增加MLF等中长期资金投放、提高MLF投放利率等方式，提高金融机构负债端的成本，挤压套利空间。从2017年到2018年，金融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做减法”，摸底排查票据、理财、同业等几乎所有主流业务。2017年11月出台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对监管套利、多层嵌套、刚性兑付和资金池问题统一监管。去年下半年以来，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有增有减”，摸索建立完善的金融供给，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融资体系。

        从资金流动链条的角度看，金融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资金端、金融机构及市场、融资端，即居民和企业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流向具有融资需求的行业和部门。其中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是金融体系的供给端，一方面提供金融产品，满足居民及企业财富管理需要，引导资金流入。另一方面提供融资，满足居民及企业融资需求，实现资金融出。显然，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与资金端、金融机构与市场以及金融供给与融资端均存在结构性匹配问题。主要表现在房地产挤出金融资产投资、在金融机构与市场方面存在结构失衡、金融供给转变缓慢，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三个方面。

        据广发银行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我国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77.7%，远高于美国的34.6%，而金融资产占比11.8%，远低于美国的42.6%，也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而且，金融产品匮乏，投资品种单一，城市家庭银行存款占比42.9%，理财产品占比13.4%，股票、债券、基金等风险资产占比12%，金融产品严重同质化，财富管理服务质量较弱，专业性欠缺，市场缺乏长期资金来源。

        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且发展不充分。截至去年末，银行贷款、表外融资、债券融资以及股票融资占社融存量的比重分别为67%、12%、10%、3.5%。间接融资中以银行为主，其他金融中介占比较低。影子银行虽一定程度补充了金融供给，但其资金仍大量来自银行，且基于监管套利而产生、积聚了大量风险。在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背景下，影子银行规模大幅收缩。据测算，去年底我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约37万亿元，而2016年的峰值是43万亿元。而在银行中以大型银行为主，缺乏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且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在相对较弱的金融结构下，极易出现信用风险。在央行公布的中资大型银行口径下，去年末7家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占整体银行业比重达50%，贷款规模占整体银行业比重达35%，而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及贷款占比均较低。中小银行的风险偏好相对更高，更适宜深耕地方，具有渠道下沉的优势，支持小微、民企的优势极为显著。但中小银行经营风格较为激进，定位不清晰，经营管理理念、战略规划及科技实力均较弱，在强监管下面临较大资产质量和资本补充压力，经营难度较大。

        我国偏重间接融资且以大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供给，具有风险偏好低、重抵押物、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有效支持了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当下经济发展以消费、创新、中小企业为主要驱动力，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等特点，然而金融供给转变缓慢，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难以满足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效率更高的实体经济领域加杠杆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需在以下几方面着重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巩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补齐金融业短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微观主体发展注入活力;增加多层次金融产品供给，丰富居民和企业投资渠道，加强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布局，降低房地产在居民资产中的配置比重;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丰富多层次银行体系，完善债券市场结构，改善金融结构和市场结构;着力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适当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民企、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效率更高的实体经济领域。

《电鳗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