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在美东时间6月24日以英语发表的演说中，用上了很多经济学的技术用词，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来解释人民银行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和全球背景下必须的“目标、角色和做法”。他直言不讳的感叹中国央行行长不好做，称为了成功担当多功能而又敏感的任务，人行必须使用社会大众所难理解的复杂模式。而这种复杂模式，又直接导致民众对央行的不理解，“复杂的模式对央行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是一大挑战。”周小川说，人行依据这些模式来作出的决策，“是动态的，而且是向量性的”，但社会大众却“趋向以纯量的方式来理解问题，而他们的逻辑通常是以文字来表达，而非向量性的”。

　　今年(2016年)以来，被外界视为央行“三朝元老”的周小川传闻不断。先是今年两会前，因为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引起的种种传闻。

　　接下来的两会期间，重庆市长黄奇帆参加重庆代表团的讨论时表示，如果听任当前一些地方的房市高杠杆，将会是另一场金融灾难。这与周小川此前的言论截然不同，并引发外界关于“黄奇帆对呛周小川”的热议。这并非黄奇帆和周小川的第一次意见公开相悖。此前的2015年5月，在重庆市与腾讯公司共同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活动上，黄奇帆就声称，P2P就是把老式的集资诈骗搬到了网上，是赌场，没有任何正面创新。而周小川则在《人民日报》撰文表态：支持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黄奇帆被喻为官场“经济能手”，而周小川则有“人民币先生”之称，这两位中国重量级金融领军人物对经济的相悖论述引爆了中国的经济舆论场。

　　而近期，因为在6月7日开始的中美战略论坛和6月12日开幕的2016陆家嘴论坛上相继缺席，尤其是2016陆家嘴论坛，原本出现在嘉宾名单中的周小川并未如期出现，引发媒体关注出现各种猜测。但是检索公开资料不难发现，周小川并非首次重量级金融会议。2015年的陆家嘴论坛周小川就曾因为“出访”而缺席。今年3月25日，周小川也缺席了原定到场的“量化宽松与央行资产负债表”论坛。所以，周小川的两次缺席并不值得特别解读。

　　按一般省部级高官60岁就要退居二线的规定，周小川只能担任两届任期。不过2013年两会上，周小川却“意外”破格留任打破猜测，也打破了国务院下属部委负责人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传统。当时有评论分析，让周小川留任是出于保持大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考虑。近一年来周小川的传闻，不过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身为漩涡中心的央行行长自然成为外界吐槽的重点。而今年年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周小川声称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略偏宽松”以及“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的观点，令本来上涨的房价一发不可收，更导致央行三位副行长3月8日一起现身澄清，从某一方面折射了央行的困境以及高层对现行经济政策的犹豫和矛盾。

　　经济下行央妈难为

　　近一两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是今年年初，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信息的公布，更是让中国放缓趋势明显。用周小川6月24日在IMF大会上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现在面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我国的金融官员们为了服务中国的经济而所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比以往更多。

　　央行全称为中央银行，是负责国家或地区(如欧盟)货币政策的主体机构，通常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唯一货币发行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持该国货币稳定性与供给，但更常见的工作还包括控制贴现率，以及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担任银行部门急用借款者的最后支柱、试图稳定金融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在互联网上被网民戏称为“央妈”。据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央妈”一词最早活跃于金融业交易员这个小而专的圈子之内。这个词在传统纸媒的文章中出现，最早可追溯的，是2012年8月24日，证券时报网的一篇《本周净投放2780亿，数量多寡都是浮云》。而“央妈”一词真正大红大紫，是因为2013年6月银行间流动性紧张的风暴，并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遭遇几度流变：当年6月21日“钱荒”潮涌动，各家银行嗷嗷待哺，央行却反应“淡定”，疑似“狠心断奶”。《经济观察报》发文调侃道：“央妈翻脸变后妈：银行疯狂找钱 奔走相问还有钱吗?”在新浪微博上，网民痛心疾呼：“央妈”是“虎妈”、“央妈”成“后妈”。有媒体官微在发布相关的新闻时，甚至配上了当年台湾经典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剧照，一众网友含泪为图而转。

　　事实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我国的央行并非完全独立，央行的货币政策整体受政府意志所左右。不如在我国，房价跌的时候，央行就出来放松货币和贷款政策，股市不好的时候，有时也会出来放水。如果经济过热或者楼市太火，央妈也会拿鞭子抽几下，提升准备金率啊，加息啊，收紧房贷啊。

　　众所周知，我国多年来房价高涨，是建立在贸易和资本顺差基础上。由于人民币与美元绑定，配合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涌入，与贸易顺差和国际直接投资一道，构成中国基础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的源泉。如今，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高出口增长时代已然过去，不可能在轻易利用外部环境，吸引庞大规模资金来支撑泡沫。况且，考虑到经济增速放缓、国内产能过剩、社会通胀蔓延，最重要的是美联储退出QE正式步入加息周期，即使央行持续货币宽松，在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实体经济持续衰退挤压下，也将直接转化为人民币贬值预期。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家之间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的对手。谁的综合竞争力强大，社会经济发展具备可持续性，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加，谁就是世界资本的价值洼地。中国在此之前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全凭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当这一优势逐渐消失时，跨国公司离境朝自然出现。中国只有转变发展路径，依托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质量和品牌优势，才能重新博得全球资本的青睐。

　　这就更需要依托我国有稳健的货币政策、高效廉洁的政府、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才能逐渐得以实现。如果单纯依靠央行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不是办法，不仅空前耗费经济资源，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且加剧国内通胀，对企业创新和社会内需形成严重阻碍。如果继续维持资产泡沫，则需要央行继续货币宽松，这无疑和高通胀进行赛跑，国内通胀越严重，越侵害实体经济发展，让市场悲观情绪越浓烈，多重合力作用下，造成境内资本源源不断外流。在保泡沫还是保汇率两者间，中国经济显然面临两难选择。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